■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為以深化改革為核心內涵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實現機制轉型的系統工程。我們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可以概括為“八雙、五并重”：“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雙減”(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減少行政審批)、“雙擴”(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合，以及適度擴大投資規模)、“雙轉”(人口政策逐步轉向適當鼓勵生育，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雙進”(國有、非國有經濟共同進步實現共贏)、“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雙到位地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雙配套”(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和金融配套改革)。“五并重”是五年規劃與四十年規劃并重、法治經濟與文化經濟并重、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并重、柔性參與TPP與獨立開展經濟合作區談判并重、高調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低調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并重。

如何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世界金融危機之后，對于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框架和宏觀調控“需求管理”為主實踐經驗的反思與“理論聯系實際”的創新努力，已引出了對于“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創新和“供給管理”調控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視。中國在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的當前階段，迫切需要建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機制。顯然,傳統的需求管理“三駕馬車”框架下，其所強調的消費、投資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別認知，只有聯通至消費供給、投資供給和出口供給，才有可能對應地成為各自需求的滿足狀態，其中蘊含著由需求側“元動力”引發的供給側響應、適應機制，即其相關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動力機制的優化問題，這些又必須對接十八大以來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化的通盤部署。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后，決策層已明確表述了“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和“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率”的指導方針。

我所在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多年來努力進行了供給側研究。供給側動力機制帶有非常明顯的結構性特征。與需求側指標的均質、可通約明顯不同，供給側的產出千差萬別，作為指標不可通約的產品和服務以及以各種特色為表現的必須具體設計不宜簡單照搬的制度供給，其優化會產生“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巨大動力和“解放生產力”的巨大“引擎”與“紅利”效果。總體由市場“優勝劣汰”檢驗的“物”的供給能力的競爭，也相應地呼喚著與之匹配的“人”的利益關系視角上的制度供給優化。只有通過上述這種對需求側“元動力”作出響應的供給側結構性動力機制的優化構建，我們才能促使經濟增長的“動力體系”渾然天成又升級換代。

我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大政方針下的轉軌，首先是作為一種制度供給，支持了中國前面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務又異常艱巨。當前，我國經濟仍然面臨嚴重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是我們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須解決的、實質性的供給側創新的“攻堅克難”。支持經濟增長特別是長期增長的要素，所謂“動力源”，在理論上分析主要是五個方面：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新、制度。主要的國際經驗都表明，各個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前，前面三項(勞動力、土地與自然資源、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容易比較多地生成和體現出來。一般經濟體在發展過程的初期與起飛階段，強調所謂“要素投入驅動”，體現為粗放發展，是和這有關的。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后面兩項即制度、科技和管理創新方面，可能形成的貢獻會更大，而且極為關鍵。時下熱議的所謂“全要素生產率”，主要就是指后面這兩項能夠給予的新支撐。所以，中國新時期的增長動力構建，實際上是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的發展過程。經濟生活中的供給側五大要素，需合乎規律地優化構建混合動力體系。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這幾大要素都存在明顯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需要通過全面的制度改革來化解制約，特別是使后兩項要素更多貢獻出對前三項要素的動力替代效應，進一步釋放經濟社會微觀主體的潛力，提高經濟增長活力，也即所謂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落在提升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上。

原來長期側重刺激需求的中國

為何此時要轉向供給側

新近舉行的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打造經濟升級版的必然要求。當前，按照新常態概念看，經濟運行中“新”顯然已明朗化，但是“常”還沒有實現，需要在運行中完成探底，在整個經濟企穩后對接“增長質量提升”，而且盡可能長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長平臺。為了處理好新階段“動力機制轉換和優化”問題，需要考慮“怎么促使微觀經濟主體潛力和活力充分釋放”，從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沖擊的實踐來看，我國在“反周期”總量調控為主的需求管理軌道上，繼續可用的調控手段和作用空間已明顯受限，亟需注重在整個經濟體系的供給側，正確地把握和改善環境、機制，更加強調“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必須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

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二元經濟體，為解決好“三農”問題，需要在廣闊的國土上積極穩妥推進農業產業化，配合新型工業化、合理城鎮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十三五”這一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決勝階段，實施扶貧攻堅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的舉措需要大量供給端的支持。考慮到新常態下對應的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為了有效促進這一轉變，還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走創新型國家之路，科技創新又需要管理創新、制度創新打開其空間——在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我們別無選擇，必須支撐全面改革，包括墊付必要的轉軌成本。另外，在區域協調發展、國防建設等方面，我們仍然需要投入可觀的供給側要素。所以，在我們已經形成的現階段宏觀政策搭配的基礎上，應該在堅持適當擴張需求的同時很清晰地在供給側發力，有所區別地對“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深化改革等問題，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進機制創新改進。這種供給管理是加強我們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增加國民經濟中有效供給和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而且是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環境建設的客觀需要。這方面做出的努力，只會改進而不會惡化總供需平衡狀態，只會有利于維護“又好又快”的發展局面，而不會助長下一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

現在，中國經濟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確實是大家已經在擔心的通貨緊縮壓力。但我們只有注意區別對待“有效供給”，把供給管理擺在長期視野中，才能增強國際綜合競爭力和發展的后勁，才能在防范通縮的同時打造引領“新常態”的經濟升級版。所以，必須更多地對供給側結構問題加以強調和優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需要注意把握哪些重點和要領

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為以深化改革為核心內涵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實現機制轉型的系統工程。

我們“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政策主張，可以概括為“八雙、五并重”。首先是以改革統領全局, 以“雙創、雙化、雙減、雙擴、雙轉、雙進、雙到位、雙配套”引領我國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具體為：

“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

“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

“雙減”——加快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

“雙擴”——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合，以及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于質量和結構效益的投資規模(對于消費的提振當然是比較重要的，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視程度的明顯提高，但是對于投資這方面的進一步認識，我們認為也需要強調，所以放在“雙擴”概念之下來體現)。

“雙轉”——盡快實施我國人口政策中從放開城鎮體制內“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適當鼓勵生育的轉變，和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

“雙進”——在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方面，應該是共同進步，需要摒棄那種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贏”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現代化實現形式。

“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地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這方面的分析認識，需擴展到中國勢必要發展起來的第三部門，即志愿者組織、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來越活躍的群體，應該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間發揮他們的潛力。我們非常看重國際上已高度重視的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尋求共贏，應該是最基本的認識視角)。

“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積極地、實質性地推進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內容：

第一，“五年規劃”與“四十年規劃”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視野的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

第二，“法治經濟”與“文化經濟”并重，注重積極逐步打造國家“軟實力”。

第三，“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并重，有效應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演變。

第四，柔性參與TPP與獨立開展經濟合作區談判并重，主動參與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制定。

第五，高調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低調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并重。

關于“十三五”及更長一段時期改革的側重點，我們主要強調五個大的方面，也是結合供給側五大要素動力源分析形成的一套看法。第一，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優化實施人口資本戰略。第二，積極審慎地推動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流轉制度。第三，應該全面實施金融改革，積極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第四，切實改革，為企業經營創業活動松綁、減負，激發微觀經濟的活力。第五，實施教育改革和創新驅動戰略。只有這樣才能培養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設創新型國家。以上這些，還需要與行政、財政、國企、收入分配、價格、投融資等方面的綜合配套改革結合起來。

如何在供需政策調控

的轉變過程中取得動態平衡

首先，我們需要從指導政策的理論層面，打通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這里絕不是相互排斥、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框架，與實際調控對應性的認知仍不夠清晰，我們需要在反思與創新基礎上把中外所有的實踐啟示打通，理論聯系實際，形成提升經濟學水準的認知框架。我們必須承認需求的原生意義，但是人類歷史一步一步走來，真正區分出不同時代、不同階段的是供給側變革。世界和中國面臨的問題是非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要求人們必須加強對供給側中復雜變量的分析和認識。人們已有所了解和看重的主要還是美國供給學派給我們的啟示，即通過減稅激發供給方面的活力，但中國處理供給側問題要遠為開闊、復雜，特別是要加上一個非常重要而前人討論不足的制度供給問題：制度供給的同義詞就是改革，而改革進入深水區以后困難重重。中國的供給側發力，涉及應對打造升級版過程中資源環境矛盾壓力的調控，以及走向現代國家治理必須面對與解決的結構調整、收入分配等相關制度建設的一系列挑戰。

我們認為，應該從人、物的角度打通供給側和需求側的認識，要把所有經濟學的認識成果和我們探討的包括制度經濟學方面的認識，提升到需求側、供給側打通的經濟學框架體系。

在這樣打通的經濟理論框架指導下，我們的調控思路首先必須明確：中國當下的改革，就是要把“讓市場充分起作用”作為政府的哲理。具體表現為，只要經濟在可接受運行區間內，政府絕不貿然啟動短期刺激方案，這一點非常必要。中國前面兩次應對危機有非常多的值得肯定之處，但政府大規模總量強力刺激的同時，客觀助長了“政府萬能”傾向，更凸顯了我們的改革滯后。現在按照全面改革取向，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只要在可接受的就業水平之上和物價之下，就應讓結構調整在市場力量主導下淘汰落后、過剩產能。政府約束自己的作用、推進放權這樣的改革，事實上會受到很多阻力與困擾，但堅持這一要領事關全局、事關長遠。

大家都意識到經濟運行中矛盾凸顯，而化解矛盾特別需要做的是，在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結合后，在供給側區別對待，突出經濟手段為主的機制，這個機制要作系統化的創新。一方面，不是絕對的不采取刺激政策，在經濟下行曲線較為陡峭時，合理范圍內的需求管理措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采取需求側刺激政策時，一定要特別注重結合供給管理，綜合考慮供給側效果，如我們所倡導的“聰明投資”，即選擇性的有效投資，這樣就能將供需調控有機結合，更多從供給體系改進方面發力、從而實現動態平衡。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將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哪些變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果能夠順利實施，將會增強我國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后勁，從而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追求“追趕—趕超”式后來居上的現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在政府職能方面有意識地把總量型需求管理與結構型供給管理相互緊密結合，特別是把理性的供給管理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應當特別注重制度供給，在新時期以全面改革為核心，促進供給端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以此生成經濟社會升級版所需的有效供給環境條件，解除供給約束，推動改革創新“攻堅克難”、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充分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這是續接和有效增強經濟增長動力的關鍵一招，也是從要素投入、粗放增長轉向供給升級、集約增長，引領市場潮流而創造需求，得以實質性聯通“脫胎換骨、鳳凰涅槃”式結構調整的主要著力點。

總之，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進程，已經來到一個非同尋常的關鍵時期和歷史性的考驗關口，僅僅依靠短中期調控的需求管理已經不能適應客觀需要，應當及時引入以制度供給為核心，以改革為統領的“新供給管理方略”。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的重大現實問題，應“中西醫”結合多管齊下、共收療效。為解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突出問題和矛盾，須從微觀市場主體(即創業、創新、創造)層面，釋放經濟社會的潛力和活力，托舉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促進總供需平衡，加快轉變增長方式，這樣才能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中國夢”掃清道路。(作者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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